但据近期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新闻特写，科学家们的观念冲突，正在阻碍对世界上正在消失的动植物进行全面评估，进而可能错失挽救它们的最佳良机。
罪魁祸首仍是人类
生物多样性，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粮食安全的保障。
但与气候变化一样，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罪魁祸首也是人类。
人类活动已经遍布地球表面50%的区域，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人类活动范围与强度仍在不断增加。研究人员此前已发出警告，人类活动造成的动植物物种消失，最终会导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鉴于此，6年前，为了肩负起巨大的使命，一个类似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性质的组织——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成立了。如果说IPCC是专注于及时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专业信息，为制定减缓全球变暖的国际条约打下基础，那么IPBES的宗旨，就是关注并挽救那些即将从地球上消失的动植物种群。
研究共同体上演“派系斗争”
可以说，IPCC在指导国际政策制定方面影响力巨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生物多样性小组显然未能有同等成就。而这是由于IPBES背后有一群意见存在分歧的科学家。
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本是一个整体，但在其内部，“派系斗争”正在上演——来自较发达的北方国家科学家与欠发达的南方国家的同行之间存在矛盾;有些经验学科的研究人员也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观点相悖。
据《自然》文章称，争执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研究中传统权力结构的讨论，那些以前没有机会表达意见的团体有了发声的机会，而主导经济体系遭到反对。到目前为止，对物种减少的研究和评估，仍主要由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们领导进行，但IPBES内部具有决策权的科学家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无疑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投入，也需要人文社会和其他非经验学科研究人员的参与，甚至最好加入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发言权，譬如说农民和原住民等。
但一个研究共同体出现了派系分歧，很可能会使之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
不是你们国家的，就不保护了吗?
IPBES成立于2012年，距离各国领导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签署《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过去了整整20年。
这一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帕万·苏德夫表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问题不一样，气候变化影响着每一个人，但很多珍稀物种其实是个别国家独有的，譬如为什么印度要对保护中国大熊猫感兴趣?
这样一个有着不团结历史的组织，还面临着一场来得不是时候的分歧——IPBES正处于准备全球生物多样性报告的关键时期，这将是14年来人类对生物多样性最全面的一次评估。
IPBES主席鲍勃·沃森担心，多方面的冲突会削弱此次研究结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进而出现人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无法及时采取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这样的冲突毫无意义。”沃森说。
现在，外部的声音也开始参与进来——IPBES批评者在《科学》上发文指出，生物多样性评估过程某些方面过度政治化，文章直指IPBES将真正重要的科学排除在外。
沃森之前参与过许多全球性的科学评估，他知道在更早时期，IPCC内部也曾出现了关于人类引起气候变化依据的小规模冲突。如果不是后来所有研究人员都团结一致达成科学共识的话，IPCC的影响力一定达不到现在的程度。
因此他警告说，如果IPBES想要让自己为全球物种保护的努力付诸实现，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在学术界或政府间制造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