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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相传的农业发展梦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12-07  浏览次数:8761
内容摘要:一1978年,新年的第一缕晨曦像往常一样唤醒中国,即使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在这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的

1978年,新年的第一缕晨曦像往常一样唤醒中国,即使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在这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的幕布,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并从这个口子开始,以摧枯拉朽的态势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一个改变亿万中国人命运的大时代开始了。

从此,踏上这条道路的中国,开始不停地奔跑、跨越,其心志之坚决、力量之强大、速度之迅疾,在近代五百年大国崛起中,无与伦比,无可企及。

这条道路,就是改革开放。

1974年的陕北。

这一年,梁家河村的北京知青雷平生,终于过上了一个“肥年”,他和住同孔窑洞的同学难得买了几斤石槽子里的冻猪肉。后来回想起来,雷平生还觉得,那次买的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

肉买回来,长期缺油水的他们,等不及烧,就把肉切成片开始生吃,那味道真是鲜美!

历史就是这样,将摆脱饥饿的渴望,深深刻进这两位青年的记忆里。

雷平生的这位同学,叫习近平。

吃饱饭,今天看来最简单的愿望,甚至天经地义的事,但在1974年的年轮里,却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守着土地却打不下多少粮食,种着粮食却吃不饱肚子,这成为农民最困惑、最煎熬的痛苦,也成为改革最原始、最直接的动力。

不过当时,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要等上四年,曙光才会到来。

谁也不曾想到,1978年11月24日那个冬夜,在安徽凤阳小岗村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一场压低声音进行的“秘密行动”,会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声惊雷。

十八个渴望温饱的农民决定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他们摁下鲜红的手印,起誓“坐牢杀头也甘心”。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被后人称为“大包干”。

广东潭葛村、甘肃红崖湾村、江苏垫湖村……与小岗村一样,这些散落各地的村庄,也正在奋力挣脱沉沉的夜幕,透出希望的缕缕星光。

“冒犯天条”的后果是责难纷至,更多人还在谨慎地观察着风向。

正当是非胶着的关键节点,邓小平一锤定音,支持小岗农民:“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这场发源于小岗村的星星之火,终于成为燎原之势。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名。

然而,改革的过程也并非没有阻力,一时有“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1982年的河北依然是一片沉寂,正定县也因为谨慎尚未试水。年轻的县委副书记习近平悄悄派三个干部到凤阳了解情况,并推动里双店乡成为正定县第一个试点,结果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一年后,“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到了1983年,在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确立下来。从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带来了中国农业连续六年的大丰收。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简单直白的歌谣道出了农民的喜悦和欢腾。

正是基于“大包干”开启的农村改革,四十年间,我国的粮食产量从当初的3亿吨增加到6亿吨,是原先的2倍,肉类7倍,禽蛋奶16倍,水产14倍……困扰中国历朝历代的饥饿问题,在改革时代化成了历史的云烟。

如果说,“吃饱饭”还只是改革初期的夙愿,那么“有钱花”,则是人们吃饱肚子以后,最为热切的盼望和追求。

2017年10月25日,一位名叫鲁冠球的老人合上了双眼。从带领万向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起,鲁冠球的名字,就与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连在了一起。

对于脱胎于农村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即便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认为是“异军突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鲁冠球、吴仁宝、徐文荣、吴栋才、周耀庭……这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都纷纷在改革大潮中洗脚上田。从此,他们的名字,不仅在中国乡镇企业图谱中灿若星辰,也与中国的工业化、与中国制造的辉煌,紧紧相连。

到了1987年,乡镇企业中,二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4854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到鼎盛时期的2007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5%;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实缴国家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

如今,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乡镇企业”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是,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几乎同时,一场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到来了。

1986年,国家开始允许国有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1989年就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全国“流动大军”达到3000万人,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达到惊人的2.87亿。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来被称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已经来到深圳打工。十几年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民工荒席卷珠三角,张全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城乡之间的劳务枢纽。

十多年里,张全收带着他的乡亲们源源不断地离开土地,来到城市的工厂里;而他们用汗水换来的财富,又绵绵不绝地流回家乡,抚慰和滋养着干渴的土地。

而在世纪初的中国,要不了多久,继续留在土地上的人也将陆续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多予少取放活”“强农惠农富农”“重中之重”,亿万农民迎来了一个重农的时代。

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正式被废止,这意味着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一朝终结,其直接效果是,全国农民每年减负超过1000亿元。

这是千百年来农民想都不敢想的天大的好事!种地不用交钱,种地国家还发钱!如今,国家仅农业生产的补贴政策资金总量每年达数千亿元。

四十年过去了,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17的1.3万元,是当年的100倍;农村医疗与城镇居民并轨,编织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农村养老也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

“铸鼎刻铭,告知后人”。2006年,河北农民王三妮亲手铸了一尊鼎,命名为“告别田赋鼎”。如今,这尊鼎就静静地立在中国农业博物馆里,无言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GDP有种近乎狂热的追求。

只有放在整个近现代史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民族对发展的补偿性求索,也只有经历了欺凌的国度才能真正感受“落后就要挨打”的辛酸。这根苗、这心病,它种下的时间,也许可以回溯到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华的那一天;也许可以回溯到1894年9月17日,那场发生在黄海大东沟的海战;也许还可以回溯到1842年8月29日,中国被迫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从丹田中喊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强音,我们牢记“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告诫,但在发展呈现加速度时,我们也在思索,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

我们开始用思辨的眼光打量自己所处的世界,我们开始问自己: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走向何方?

最先遭遇这个世纪之问的,仍然是发展水平领先于全国的沿海地区。

浙江余村,上个世纪90年代曾一度位列安吉县首富,靠的就是村里的石灰岩矿山。

然而,山养了余村人,也伤了余村人。

开矿的炮声震撼着大地,村民家即便关着窗户每天都会落下厚厚一层灰,一些四十多岁的人爬几步坡路就喘得厉害,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这叫做石肺。

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让世纪初的浙江遭遇到“制约的疼痛”。因为闹“电荒”,连西湖,也经常晚上漆黑一片。

后来有记者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停电的时候在想什么?习近平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中国一定要走新发展之路。带着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一路实践一路思考的认识,领航泱泱大国之后,习近平给中国未来发展擘画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2003年余村着手关停矿山和水泥厂,集体经济收入一度从300多万元锐减到20万元。然而,15年后的今天,余村靠竹海碧波、莫干胜景,实现了由“卖矿石”到“卖风景”的华丽转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在余村村头的石碑,见证着发展理念的一种凤凰涅槃般的转型、嬗变。

在经历了“吃饱饭”“有钱花”的改革1.0版之后,“过上美好生活”成为改革2.0时代的新追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是每个人的中国梦,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在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唐宗秀家已经盖起青砖、灰瓦、黄土墙、塑钢窗的六间大瓦房——就是在这里,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干部群众:“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并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军令。

在武陵山区的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石爬专老人的腊肉去年卖了5000元,还有猕猴桃产业分红2000元,旅游收入8000元——就是在这里,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人类反贫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在中国打响。这是举世关注的减贫实践——短短五年时间,6853万人摆脱了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

这是掷地有声的庄严承诺——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如今,与大山深处的骆驼湾村、十八洞村一样,甘肃定西元古堆村、贵州遵义花茂村、江西井冈山神山村……一个个村庄终于摆脱了贫困,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有人说:中国虽大,可以说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城市,一个叫乡村;中国人口虽多,也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城里人,一种叫农村人。

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无论是从“中国梦”的应有之义,还是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后劲;无论是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方式,还是从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种种症结都在指向一个点,那就是乡村。

党的十九大之后,一个崭新的名词响彻平野,那就是“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为起点,正是四十年后再出发、开启新改革时代的关键所在。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乡村的振兴,而是以城乡融合为基础的中国的振兴;不仅仅是产业的振兴,而是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振兴;不仅仅是一国一时的振兴,而是在为世界提供一个“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有人说,十八、十九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人口是千万级的;二十世纪美日等国崛起,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人口是十亿级的。

十亿级人口里,占大多数的是农民。他们既是国家富强的受益者,又是功勋卓著的建设者。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像草根一样坚韧顽强的农民,贡献可昭日月。

中国农民是改革最原始的动力和最直接的开创者。1978年的冬天,经历了十年停滞,整个中国都在小心翼翼地思考着、酝酿着、犹疑着,大国命运与小民生计,“浓得化不开”地凝结在一起。而在这个历史关口,正是有着切肤之痛的农民,率先撕开了这道口子。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2004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农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小康不忘邓小平》曾经深情地写道:“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忆这场改革时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可亿万农民却认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农民的温饱。这既是领袖对人民的谦虚,也是人民对领袖的爱戴。事实是:邓小平和农民一起创造了历史。”

中国农民是农业农村制度创新的探索者。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历史,我们无疑记住了1978年小岗农民的“大包干”,但我们是否还记得1980年发生的与“大包干”相映生辉的另外两起历史事件?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在全国第一个撤社设乡、广西河池合寨村首次村民直选村主任。两年后,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得到宪法确认;三年后,全国都撤销了人民公社建制。

四十年来,无论是政社分离,还是村民自治;无论是土地“三权分置”,还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无论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还是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亿万农民在涉及农业农村、涵盖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众多方面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尝试、试验、实践。

正是在尊重农民意愿、总结基层创造的基础上,我们党及时加以顶层设计,把成熟的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农业农村制度体系的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能力,形成了极具生命力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极大地造福了“三农”。

中国农民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坚实支撑者。

只要稍微翻一翻建国以来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一个词,叫做“剪刀差”。所谓“剪刀差”就是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压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牺牲部分农业利益,为国家工业化进行资本积累。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不得已。

然而这一不得已,就不得已了几十年。有人测算,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

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又继续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向城市输出财富,有人统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土地出让金总额累计近20万亿元,而这些巨量资金,大多用于支撑城市化、工业化建设。

然而,中国农民的重大贡献还不完全在于物质财富,还在于他们是世界少有的最优质和最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这些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制造、中国奇迹和中国崛起。而当他们把最年富力强的时光贡献给城市的同时,他们的老人孩子,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无可奈何地留在了农村。

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2.87亿潮汐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珍贵的腾挪空间,让中国经济真正成为一个能吐纳、善调息的生命体。

可以说,正是农民工这个独特变量,是中国经济体避免大起大落、始终保持稳定的关键因素。

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工的巨大贡献,也许我们今天所有的认识和赞美,都因为离得太近,达不到历史的精准和深刻;也许只有寄望未来的历史学家,当他们撰写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段历史时,会在千年大历史的维度、从整个世界的视野,给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工一个超越时空的定评。

四十年历程,中国几乎伴随着世界的质疑而崛起。尽管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千差万别的解读,但是有一点,即使最苛刻的挑剔者也必须承认,中国四十年的改革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今天,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放下身段,到这个他们看不懂却不得不佩服的国家来寻找“秘诀”。

回顾四十年,如果真的有秘诀,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所谓实际,就是农民占我国人口大多数这个实际,城乡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实际,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个实际,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个实际。

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是敬畏来自泥土深处不甘于贫困的生命力,尊重农民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就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方略,厉行“小步快跑”的战术,大胆试验、谨慎推广,以最小的改革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就是看准了,就大无畏地“杀出一条血路”,就算有人暂时不理解,也要勇敢地“我走我的独木桥”;就是懂得欣赏“各美其美”,鼓励各地探索自己的模式、路子、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她在革命的血与火中淬炼过,在建设的战天斗地中磨砺过,在改革的风云中考验过,在新时代大潮中挺立着,她是我们始终如一的价值观,也是我们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这几步可能有时是鲜花盛景,有时是逆风扑面,有时还是歧路万千,当我们不得不面临关键抉择时,我们不要忘记: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了她,我们就始终能有一分清醒、自信和从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也是中国农民的智慧。

回望过去,才能明白历史的厚重。

在今天,“中国红”被赋予激扬、热烈的寓意,然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鲜血红”,还是改革时期的“手印红”,无不是从悲壮慷慨开始的,正如中国的国运,是从荆棘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没有谁能赐予我们,没有谁是我们的救世主,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能救这个曾经苦难深重的国家,也只有改革开放这条路,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历史传承的关口,我们必须肩负起我们这代人的职责,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劈波斩浪、戮力同行,亲手书写自己的命运,亲手开创新的伟大变革。

愿饥饿、贫困、离乱的梦魇永不再现!愿孩子欢笑,老人吉祥,大地丰收!向中国农民和农村改革致敬!

中国农村网  责任编辑:中国农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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